歷史的大是大非與個人的經驗

●以前聽留學的前輩說，每個人的留學經歷，在很大程度跟個人的經驗及遭遇有關。一個留日學生，如果他的房東待他如親人，那他對日本和日本人終生都會抱有好感。同樣，一個留日學生，如果他的同學老師肆意欺負他，那他的心底深處，永遠有抹不去的陰影。但是，一個有理性的人，一個有歷史正義感的人，都會清楚地知道，個人的經驗，常常是局部的，其中有太多的偶然性，把個人的經驗放到時代的大背景中，放到歷史的大格局中，和整體會有巨大的反差，甚至有許多矛盾衝突。在這種情況之下，如果一味相信自己的判斷，一味相信自己的經驗，由此來關照整個歷史大格局，並對那段歷史毅然決然地做下價值判斷，以偏概全的失誤自不用說，顛倒黑白混浠是非也是會發生的。因著自己的「美好」經驗，對過去的歷史心存感念，那可以理解，但是，因此而對別人的痛苦經驗全然漠視，甚至加以無情踐踏，那恐怕是人格的致命弱點，也是相當醜陋的。這樣的邏輯，其實非常的簡單。如果一個在納粹時期受迫害的猶太姑娘，因為被一個愛她的德國軍官救下性命，結果她說，希特勒納粹屠殺幾百萬猶太人是「虛構的」，那些死去的猶太人是「自願的」，這豈不是胡言亂語？不是對受害者的兩度蹂躪嗎？

　毫無疑問，在《台灣論》的風波中，奇美董事長許文龍的「慰安婦自願論」，真的是喪失歷史良知的怪論，用「以偏概全」來作道歉，也是過分輕描淡寫。但是，由於許文龍的錯誤大家有目共睹，所以它可以帶出來好的結果，讓大家再次反省皇民化運動的貽害相當深重，對日本殖民台灣的歷史再作精神清算。但是，我比較不能苟同的是，在歷史的大是大非面前，有些人以「公正」的立場出現，對許氏的論點作蜻蜓點水式的批評，卻對批評許氏者射去猛烈的箭，並祭出「民主」的尚方寶劍，把批評者列入「反言論自由」的行列。更有甚者，還把許文龍的在台南豐功偉績搬出來，為許評功擺好。《世副》三月十四日登載的黃碧端寫的〈《台灣論》風波的省思〉一文，就有這種似是而非的缺陷。

　我素來喜歡看黃碧端的文章，但對她這篇文章，真的很感失望。一個作家，又是從事教育工作的，怎麼能夠模糊《台灣論》風波引發的問題焦點？又怎麼能夠為許文龍文過飾非呢？許文龍不是一個普通老百姓，而是總統府資政，他竟然能夠說出「慰安婦自願論」這樣的歷史見解，不正是給台灣的民主社會形象抹黑嗎？像慰安婦這樣的問題，日本政府作了道歉，國際社會有了公論，世界人權法庭正在追究日本政府的賠償責任，而期待以人權號召打開國際空間的台灣，一個總統府資政卻以所謂個人的經驗和調查公開否定歷史真相，這難道用「對日本感情理想化」這樣的心理分析就可以帶過去了嗎？我在哈佛大學跟杜維明教授談西方民主問題的時候，他就認為，比較理想的民主社會，應該是自由以外要有公義，理性以外要有同情，人權以外要有責任。許文龍先生的「慰安婦自願論」說法沒有公義，也沒有同情，更沒有責任，實在令人搖頭嘆息。在台灣，有人把《台灣論》風波歸納為抗日的外省人與崇日的本省人之間的爭鬥，這樣的說法是在矮化台灣本省同胞。因為事實上，在日本殖民台灣的半世紀中，台灣民眾的反抗從沒間斷過。而且，否定殖民主義和日本的侵略，也是國際社會的共識，難道台灣願意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嗎？問題是，風波鬧得這麼大，許文龍的資政地位依然穩若金湯，陳總統還要「適時」捍衛，誰又能否定許的權力呢？

　由此我想起戴國煇教授。他在日本受到很好的教育和禮遇，但是，在歷史公義的問題上，從來不會沒有原則。許文龍出錢鑄後藤新平的銅像，為了「銘記」這位殖民者對台灣現代化作的貢獻，但戴氏一針見血地指出，後藤治台早期殺了不少台灣人，殖民者的動機決不是為了做慈善事業。一個在歷史上鑄下大錯甚至是很殘忍的人，他可能是一個好父親，一個酷愛藝術文學的人，一個做過不少善事的人，但這一些東西，不能抵消一個人的大錯。更何況，許文龍並沒有被「一棒打死」，照樣賺他的錢，做他的資政，但那些受盡創傷的慰安婦，卻依然在痛苦之中。

　我們應該同情誰呢？（丁果　寄自溫哥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