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重慶戰區學生進修班

●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在陪都重慶上清寺設有一個「戰區流亡學生收容站」，專門收容從淪陷區逃到大後方的流亡學生，給他們吃公費，讓他們有書讀。小學生送兒童保育院，中學生送到國立中學，大學生則投筆從戎。

　那時在四川的國立中學有十多所，都是從外省遷來的重點中學，程度很高。為了使淪陷區來的學生能跟得上進度，需要經過補習和測驗，按成績插班。於是，教育部設立了「戰區學生進修班」。初中部在青木關的八廟塘，高中部在江北人和場，都是幾百人規模的完整初、高中，還有一個「工藝班」在北碚澄江鎮，一面上初中課，一面學工藝。

　學生在進修班學習的時間是一個學期，期末經過考試決定升級、留級或降級分配到各國立中學。

　我曾在八廟塘的初中進修班待了一學期，然後分配到位於長壽的國立十二中。

　青木關是重慶遠郊的一個重鎮，也是當時教育部的所在地。八廟塘距青木關約十里路，因其附近有八個小廟而得名，不過這些廟多已不存在了，只有街上那座還有幾間房子，我們的學校就設在廟裡。廟堂及兩廂是辦公室和女生寢室，旁邊用篾笆搭成的簡易房子是教室和男生宿舍，還有一個禮堂兼飯廳。這些竹子編的房子，四面透風，瓦縫見天，一到下雨到處都漏，滿地泥濘，課也上不成，覺也睡不了。

　學習與生活條件是艱苦的，沒有電燈與自來水，晚上連油燈也點不起，也沒有什麼像樣的教學設備。學校僅有的財產就是簡單的條形桌凳和舖上篾笆簀的雙人床，廚房是最要緊的地方，它要管幾百人的一日三餐，開飯時十個人圍著一缽菜蹲在地上吃。

　學生都是些十一、二歲到十四、五歲的孩子。他們大多是隨父母從戰區逃出來後，因家裡無力撫養和供給上學才送來吃公費的，小小年紀已嘗盡流離顛沛甚至家破人亡的苦楚；有的則是無家可歸的戰爭孤兒。因此，雖然過著艱苦的集體生活，也能很快適應，並覺得滿足。他們的自我生存能力、忍耐精神和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生活，決非現在同齡孩子可以比擬的。

　早上天不亮就吹起床號，大家要摸黑到溪邊洗漱，再迅速到操場集合，上操、訓話，有一位軍訓教官帶領，過著半軍事化的生活。有一次搞夜行軍，半夜吹起緊急集合號，他領著大家摸黑路疾走，一路翻山過河，摔打滾爬，緊張極了，我至今仍印象深刻。

　校方伙食則很差，稀飯是清湯，乾飯是糙米「八寶飯」(含有穀子、稗子、砂子、石子、蟲子、草根、泥塊和耗子屎等八「寶」)；下飯的菜不是熬胡豆就是水煮牛皮菜，不見油水。每周打一次牙祭，那頓飯每人可以分到兩三片帶皮的肉。關鍵問題是吃不飽，每次開飯時，在教官的監督下，第一碗飯是分的，吹哨子開動後，教官就不管了，不消幾秒鐘，大家把飯兩三口扒完後就衝到大飯桶去搶第二碗，一群人擠成一團，只有猛衝猛打者，才能添上第二碗和擠得出來。年紀小和體弱者就吃虧了，甚至為此而負傷。搶到飯的便狼吞虎嚥，也就不計較飯菜的味道與質量了。

　生活艱苦還表現在缺衣少被上，人人身上都長蝨子，天冷時就兩人擠在一起睡覺。夏天奇熱，蚊蠅成群，臭蟲一串串，全身長痱子和疥瘡，拉肚子是常事，發病率高，學校沒有醫務室，實在抗不住了才跑到十里外的鄉衛生院看病。

　由於物質條件差，學生一學期換一批，流動性大，教職員也不穩定。學校管理鬆懈，學習與生活很少有人關心，所以就會出現許多問題：

　一是經常擾民。我們肚子餓了就跑到附近的庄稼地裡拔蘿蔔、挖地瓜、摘果子，常被農民追趕而引發出與學校的糾紛。

　二是生活缺乏照顧，病痛無人管，安全也無保障。平時洗臉、 洗澡、洗衣服都在河溝裡，有一次，一位同學洗澡時誤陷深水潭，他不會游泳，在水中掙扎呼救，大家束手無策，眼睜睜地看著他漸漸下沉，最後喪生。大家非常難受又很害怕，以至於當夜發生了集體驚夢的事情，半夜裡有一位同學高聲夢囈，激起大家立即狂呼亂喊，驚嚇得不知所措。有人說是鬼在作怪，實際上是因恐懼和緊張造成的心理現象。

　三是紀律鬆懈。學生中分成幫派，時有爭吵與鬥毆發生，有時打群架，甚至與外校串聯大打出手。最典型的是我們上一屆的進修班同學曾遠征到青木關，與中大附中、社教附中聯合起來，向中央音樂學院進攻，揚言要砸爛學院，把女生抓來剃光頭。幾百人的隊伍在夜間向關口進軍，結果卻被人數很少但有著充分準備的音樂學院學生們用石灰包阻擊，把一群烏合之眾打得丟盔卸甲，狼狽逃竄，大敗而歸。第二天當地老鄉在路邊和水田裡撿到幾籮筐的鞋子。據說此事鬧到了教育部，後來由各校主管去共同解決。

　苦難的戰爭年代磨練、激勵和造就了一代人。從戰區學生進修班和國立中學出來的人大多成熟早，他們屢經風雨，見多識廣，不畏困難，獨立性強，並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所以都能努力學習、刻苦鑽研，後來升大學、出國留學的人不少，在軍、政、學界都有不少人出類拔萃，作出貢獻。（黃作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