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郁達夫與台灣（六之一）
●著名作家郁達夫於一九三六年訪問日據下的台灣時，其動機與目的曾引起諸多揣測，並受到日本特務的關注。由於郁達夫時任福建省政府參議，是否因為草擬經濟計畫而受陳儀委派來台考察？或只是純粹的觀光遊覽，交遊故舊？郁達夫的這趟台灣之旅，因為背後有著閩台往來和中日關係等錯綜複雜的因素，也就格外受到重視，值得探索。
根據郁達夫「年譜」(伊藤虎丸、稻葉昭二、鈴木正夫編《達夫資料》)的記載：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日，應福州陳公洽(陳儀─譯者)主席之邀，經上海於四日黃昏抵達福州。
二月七日，受託草擬經濟計畫，正式就任福建省政府參議。月薪三百元，但沒有從事經濟計畫的工作。以後頻繁與當地名士交遊，應邀到處演講(二月二十七日，在華南文理學院演講日本的二•二六事件)，來訪者很多。
四月二日，因省政府財政狀況欠佳，上任以後只領一百多元薪水，故很窮困。
六月二日，成立「中國文藝家協會」，為其會員。
十月十九日，魯迅去世。在福建南台的宴會得悉魯迅訃訊，立刻趕回上海，參加葬禮。
十一月中旬，以購買印刷機器名義赴日。造訪亡命日本、居住千葉縣市川的郭沫若於其寓所，在東京與佐藤春夫、村松梢風等舊友、日本作家聯歡。
十二月十七日，遊覽奈良和京都，經由台灣和廈門回福州。
現在我們利用一點台灣方面的資料，把郁達夫在台灣的動態加於其年譜。
十二月二十二日，乘朝日丸抵達台灣(參考《台灣新文學》第二卷第一期編輯後記和《台灣時報》，一九三七年二月號，台灣日誌)。
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台北鐵路飯店，以講師身分出席台灣日日新報所主辦的文化演講會。
十二月二十四日，參加台北帝大東洋文學會所主辦的歡迎會(於台北鐵路飯店)。出席者有島田謹二、神田喜一郎、矢野峰人、原田季清、稻田尹、黃得時、吳守禮、田大熊等八人。
十二月二十五日(？)，出席台灣新民報所主辦的座談會(於台北鐵路飯店)。
十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由台北前往台中、嘉義考察。
十二月二十九日，於台南鐵路飯店，在日本特高警察監視之下，與中華會館(居住台灣的中國人、是華僑所組織的團體)代表二、三人，郭明昆(當時為第二早稻田高等學院的臨時講師，從一九三四年六月至三六年二月，以日本外務省文化事業部在「支」第三種補給生身分留學中國大學，在此時期與郁達夫有交往）的表弟郭水潭（事先獲郁達夫訪台的通知，拿給郁達夫的介紹信，訪郁達夫於旅館)、住在台南附近的文人莊松林(朱鋒，後來據說以朱鋒之筆名在《台灣新文學》寫過〈會郁達夫記〉，但筆者未看過)，以及與林占鰲會面。當日離開台灣。
以上是筆者查證所及郁達夫在台的大致動態，因未查閱當時的報紙(包括《台灣新民報》)，所以此文是未定稿。
總之，與他的訪日一樣，郁達夫之訪台仍然有不少不清楚的地方。（戴國煇著．陳鵬仁譯）
郁達夫與台灣（六之二）
●任陳儀幕僚
以下，我想來設法解開這個「謎」。
第一個問題，郁達夫為什麼訪問台灣。對於其訪日的動機，有各種各樣的說法，所以要搞清楚其訪台的動機，實在很不容易。
也許是錯誤的，但對它，我作這樣的判斷。
年譜告訴我們，郁達夫擔任福建省政府參議，似乎要草擬經濟計畫。當時福建省主席為光復後的台灣行政長官陳儀。陳儀的福建治績，因受廈門集美出身的新加坡華僑陳嘉庚的批判，而受內外注目，但事實上應該是毀譽參半。被稱譽的是，陳儀雖然是政學系的軍人出身，卻是一個別具風格的政治人物，他起用曾任《浙江潮》的主編、在長沙教書、與湖南的文化運動具有密切關係的沈仲九為顧問，多年來建立了與國民黨主流的體質不同的制度。
的確，他挑戰以往因傳統的「牽親引戚」的弊端而陷於混亂的國民黨的人事制度，在福建，他建立了分離政務官和事務官之權限的人事制度，引進行政幹部的訓練制度，尤其因大多數的台灣人為福建移來，以及台、閩在歷史上和地理上的密切關係，他很想學習日本在台灣的土地調查事業、地租的徵收方法、經濟建設（包括產業和水利）、建立立足於包括鴉片之專賣的專賣制度等等措施。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舉行日本統治台灣四十週年紀念博覽會之前，福建省曾派遣台灣實業考察團（以建設廳廳長為團長，包括建設、財政、農林行政、電氣業者和職業學校校長等一行二十二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抵台，直到該月二十九日，於一九三六年春天，出版了很厚的《台灣考察報告》這件事。擬以鴉片專賣來確保財源一事，本要委託住在福建的大財閥林本源家辦理的，惟因爆發盧溝橋事變而不了了之。
從以上所述，我們可以判斷，郁參議之考察台灣，很可能是陳儀派遣的。
或許有人會想不通，為什麼要請郁達夫出任負責經濟計畫的經濟參議。這是因為郁達夫是東京帝大經濟學部畢業，一九二三年繼陳豹隱之後擔任過北京大學的統計學講座的緣故。
郁達夫之所以膝恭，在文化沙漠的福州不作文人，而出任官員，在中國文壇曾經引起很大的回響。
我認為，王映霞（當時郁達夫的妻子）已經開始厭倦文人沒有固定收入的日子，加以郁達夫自〈創造日〉（政學會－－以後之政學系－－的《中華新報》副刊）以來，對政學系有某種程度的好感，這使他接受政學系的有力政治家、同鄉同時又是日本留學之前輩陳儀的邀請。同時福建治政之實際上的主導者，是與國民黨主流異質，又是同鄉和主編在日本留學界評價相當高的《浙江潮》的文人沈仲九，可能也是促使郁達夫前去福州的一個原因。（戴國煇著•陳鵬仁譯）
郁達夫與台灣（六之三）
●至於郁達夫對陳儀的評價不算低，這可以從胡愈之說：「達夫與我個人友誼的層面是不錯的。但政治觀點就不相同。在新加坡編報時，我們甚至爭論過。後來流亡時，因陳儀問題，我們幾乎要打起來。一般來說，達夫對國內政治不滿。但這只是對於個人的不滿（這個人是誰實值得玩味，中國人讀者應該知道這個人是誰），我是不滿獨裁貪汙的制度。達夫對抗戰時有悲觀的傾向，但這不是對於抗戰的不滿，而來自對抗戰之領導者的不滿。」可以窺悉。
福建與台灣的往來
九一八以後，中國多事多難。一九三一、三二年，日本侵略中國，發生九一八、一二八事變。中國內部，排日運動風起雲湧，討伐中共，南京、廣東兩個政府合併；一九三三年中共發表〈抗日合作宣言〉，日「滿」軍討伐熱河，第五次討伐中共，召開反法西斯大會，爆發閩變；一九三四年中共軍西遷，汪精衛、蔣中正、黃郛舉行廬山會議；一九三五年，日本積極插足華北，國民政府禁止排斥日貨，瞿秋白被處死刑，汪精衛辭去行政院長，中共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汪精衛遭暗算，唐有壬被暗殺。華北學生反日大遊行；一九三六年，召開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上海救國會四領袖（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陶行知）的七月宣言，在南京奉命調整對「支」國交之川越（茂）大使，與外交部長張群舉行外交交涉；西安事變……
以上是郁達夫訪台前，中國大陸的大概情勢。在日本強力壓制下，不但日本，國民政府的動作也是虛虛實實、真真假假。在此種情勢之下發生了閩變，但於一九三四年一月底便被鎮壓下去。在這稍前的一月十二日，陳儀被任命為福建省主席，揭開了陳儀福建治政七年的序幕。
前面我們說過，陳儀曾擬以日本治台的模式來治閩。現在我們來看看郁達夫訪台前後，福建與台灣之往來，尤其福建治政有關人士訪問台灣的情況。
1:一九三五年四月六日，李擇一（關於這個人，後述）訪台。
2:十一月二十一日，台灣、福建親善飛行，回來台灣。
3: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日，日本第一艦隊和第二艦隊，分別由馬公和高雄向廈門出發。
4:十二月二日，廈門市長李時霖一行來台，十三日回去。
5: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福建省參議林知淵、外交科長關仲儀來台，三月十二日離台。
6:三月十六日，福建省記者團來台，十七日見總督，二十二日離台。（皆取自前引《台灣時報》的台灣日誌）
以上頻繁來往的背後，實有為談台灣史所不能欠缺的人物辜顯榮的策動。
如所周知，辜顯榮是一八九五年日軍侵台時為其嚮導，因對日本諸多協力而致富的人物。由於此種經歷，他被台灣大眾斥為漢奸。（戴國煇著
陳鵬仁譯）
郁達夫與台灣（六之四）
●日本占領台灣以後，辜顯榮因日本當局的指示，曾三次往訪中國大陸，為「日支親善」賣力。
第一次是自一九三四年四月三十日至七月下旬（？），他帶著來台灣的辜鴻銘，以宗親關係在大陸利用他大事拓展其人脈。在這期間，辜顯榮見了段祺瑞、林長民、熊希齡、黃郛、馮玉祥等人，除約定要對西山礦業開發公司共同投資，並受段執政聘為實業顧問外，還授了勳二等大綬嘉禾章。有趣的是，辜顯榮由北京回台途中，在天津造訪謝介石（新竹人，曾仕偽滿的外交總長和偽滿駐日大使），與之懇談。
第二次是從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一日至隔年一月上旬，這次任務更為明顯，頭銜是台灣人唯一的敕選貴族院議員（一九三四年七月），他以這個招牌訪問了國民政府的要人。
出發前，辜顯榮可能受到松岡洋右的拜託，請他就陷於僵局的承認「滿洲國」問題等，從旁協助諸多日「支」問題的交涉。請託的內容雖然不得而知，但從他與國民政府要人的懇談紀錄來判斷，第一是緩和陷於僵局的交涉的氣氛；第二，他以同一民族出身（在懇談時，辜再三強調他是中華民族的出身）成功者的立場，來宣傳日本在台的政績，同時稱讚日本人和日本政府在開發經濟方面的能力。以此說明「滿洲國」和中國的將來，只要能促進日「支」的親善，則指日可待。希望國民政府要人因此對承認「滿洲國」有心理上的準備，更以「滿洲國」為交易的材料，以促進與台灣總督府的經濟合作關係作例子，恢復已經開始動搖的國民政府要人的親日感情。
第二次訪問大陸時，辜顯榮一到上海就帶著李擇一（福建人，日本慶應大學出身，光復後藉陳儀權勢，在台灣為非作歹，尤其在二二八事變時亂搞，後來回大陸，據說在中共統治下惡行曝光，被捕死在獄中）。懇談的對手是秘書長楊永泰（發行《正誼》、《上海中華新報》），在南京即訪問汪精衛和負責對日交涉的外交部次長唐有壬，其結果皆向有吉（明）駐華公使一一報告。
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辜顯榮往訪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
與蔣氏的會見紀錄中，有蔣氏對於前一年（一九三五年）為福建事派遣李擇一到台灣時受到照顧而感謝辜的話，因此福建、台灣間來往的密切，可能由此而加速。
辜顯榮在第二次訪問大陸或在那之前，是否認識陳儀尚不得而知，但從一九三七年二月八日到三月五日，辜顯榮第三次訪問大陸期間，他曾與陳儀面談數次，陳儀曾送親筆題字的照片給辜顯榮等看來，辜與陳的關係應該是相當親密的。
總之，中國透過福建接近台灣的背後，日本曾以「滿洲國」為餌，誇耀台灣的政績，以吸引國民黨主流，應該是無可否認的史實。（戴國煇著•陳鵬仁譯）
郁達夫與台灣（六之五）
●如上面所說，在中日兩國彼此有不同的意圖，與複雜交錯的人脈（陳儀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出身，太太為日本人，當時為有名的親日人士）中，福建與台灣互相來往。我認為，郁達夫訪台的背景，應該也是在這大框架裡頭才對。
不知何故，黃得時的《郁達夫評傳》和郭水潭的〈憶郁達夫訪台〉（《台北文物》第三卷第三期，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日）都說，郁達夫的訪台係應日本政府（黃說是外務省）邀請訪日，回國途中順便到台灣來考察。尤其是郭水潭的回憶更說，當時的台灣總督府外事課，代表日本政府接待他，同時大肆歡迎他。
但根據筆者個人的查證，日本政府沒有邀請郁達夫訪問日本。我判斷，黃和郭都將台灣總督府基於與福建省政府的特殊關係，招待郁達夫前來訪問，誤以為是日本政府的邀請。
郁達夫在台灣受到日方的熱烈歡迎，實與前述辜顯榮的情況同出一轍。
相反於當局的大歡迎，與台灣知識分子的懇談只有兩次，而且都有特高警察在場監視。
由於他是總督府的賓客，主辦單位又是御用報紙的《台灣日日新報》，公開演講才辦得起來。否則與在東京中國文學研究會主辦的演講會一樣，事先就被當局命令停辦。
對於公開的訪台理由，我們暫且不談，我們從作為文人，喜歡撰寫遊記，也喜愛旅遊，能詩允文的郁達夫，來探討訪台的私情層面的理由。
我願意作如下的判斷。
郁達夫透過郭明昆的交往，對郭的故鄉，又是古都的台南發生興趣，同時訪問詩的同好─郭的堂弟郭水潭，將自己對九一八以後，日本軍國主義者無止境地侵略中國的怨念，來理解台灣受日本異民族統治的痛苦，同病相憐。
也許自一九三四年以來，透過居留日本的台灣作家蔡嵩林，稍微瞭解台灣新文學運動和台灣知識分子之抗日情形；或許受到長年陷於絕交狀態，但原來是知己、又是一起創辦創造社的郭沫若，在訪日期間，受其慫恿訪問台灣以及與台灣知識分子接觸也說不定。
因為在蔡嵩林訪問郭沫若以前（蔡曾於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五日的《先發部隊》，發表過〈郭沫若先生訪問記〉），郭沫若的作品已為前述報刊所轉載，似乎也投過稿。總之，郭沫若之首次親自聽到台灣知識分子的呻吟，應該來自蔡嵩林。郭沫若於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下旬，經過蔡嵩林的介紹，大致正式地傾倒於普羅文學，一九三五年五月六日，與大陸回來的張深切攜手，召開「台灣文藝大會」，同時與以該大會為搖籃，促成「台灣文藝聯盟」有功的賴明弘通信。
十二月二日，星期日，蔡嵩林和賴明弘聯袂往訪郭沫若掛著佐藤（郭的日籍太太為佐藤富子─譯者）門牌的藏身處。從賴作〈訪問郭沫若先生記〉（《台灣文藝》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三五年二月一日，其筆法相當保留）的字裡行間，可以看出台灣知識分子的呻吟，討論過台灣世代間抗日意識的鴻溝，白話文運動的爭論（應以北京官話為目標的白話文運動，還是要以台語，即以福佬話為基礎的白話文運動的爭論），並曾得到啟示。
也許如郭沫若所說，郁達夫的訪日，純粹是一種遊覽旅行（請參閱〈再談郁達夫〉，收於《天地玄黃》）也說不定。若然，郁達夫的訪台，也可能只是他借福建省政府招牌的遊山玩水。（戴國煇著．陳鵬仁譯）
郁達夫與台灣（六之六）
●雖然如此，受訪的台灣方面卻非常興奮和認真。在台灣的一切抗日活動皆被壓抑和禁止，公學校的漢文教育全面遭到禁止（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五日）之前，日報的漢文欄傳說要予以廢止（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但台灣人經營的《台灣新民報》，自四月一日以後即減半出刊，六月一日全部廢止）。發生為台灣之具有代表性的民族資產階級，合法抗日運動領導者之一的林獻堂的所謂祖國事件（一九三六年春天，林獻堂一行跟著台灣新民報社所組織的「華南考察團」到達上海，在上海的歡迎會席上，林說回到祖國，被間細報到台灣，除受到《台灣日日新聞》的攻擊外，回台以後被日本右翼分子毆打的事件），正在對日本人的橫暴憤慨和震怒的時候，其歡迎祖國之大作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王錦江在致歡迎辭時說「盛傳已久的事終於實現了。我們由衷歡迎創造社的大作家」（錦江就是詩琅，也就是一剛），絕非外交辭令。
從為數並不多的台灣資料，我們看得出郁達夫在台灣並沒有享受過像在東京那樣沈湎於美酒的旅遊。是不是因為殖民地統治的惡政之一的專賣制度，使台灣酒變成不好喝了？不是，可能因為特高警察的監視，使他完全失去風趣所致，實在可惜。
在查證郁達夫訪台的過程中，能理解以台灣為媒介的，中日關係之戰前部分的一部分，以及光復後國民政府治台的主要人脈，算是我滿大的收穫。沈仲九在台灣也是陳儀的最高顧問，據說草擬台灣第一次五年經濟計畫的也是他。可以說是陳儀治台唯一的良好遺產，它是為制訂經濟計畫而提出的。郁達夫如果沒有亡命到新加坡，也許會與陳儀和沈仲九一起到台灣，且成為《台灣文化》的主要撰稿者也說不定。沈於二二八事變後，據稱與袁珂、石延漢（東京大學理學院畢業，來台後，出任台灣氣象台台長，並兼任基隆市長）、李季谷（為台北高校之後身的台北高級中學校長）等一起回去大陸。
歷史綿綿延續不斷，有如地下水般，在人不知不覺之中，默默地流到該流的地方去。曾經在台灣歷史舞台上顯過身手的人，克享天年的人，因造反而被幹掉的人，受到連累而枉死的人，在暗鬱中苦悶的人，不知他們在九泉之下如何看待這地下水的流程。曾經為「風流人物」，現今仍然在世的人，不知他們的看法又是如何？雖然苦悶，但是不是也想再與過去的歷史接軌？或者是否已經不風流，但想借喜歡多管閒事者的手，來改變地下水的流程？
快到郁達夫訪問台灣時之年齡的我，突然想到這裡。
（摘譯自戴國煇著《日本人與亞洲》一書，譯者陳鵬仁為中國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史學研究所教授）